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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的事实证明，债券市场不仅有风险，而且可以诱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确实像周行长刚才说的，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有必要的，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土耳其的金融形势在这两天格外紧张，昨天里拉下跌了17%。

我认为，周小川提出的用SDR来代替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的主张是中国人当初唯一在世界上造成最大影响的主张。第二，对资本跨境流动管理不能放松，对外汇市场停止常态化干预的政策应该继续坚持。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属于资本跨境流动，是IMF管辖范围的事。第七，上述这六个因素加在一起，一定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下行压力，而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或贬值会强化贬值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就给我们提供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

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临时抱佛脚，要未雨绸缪。但是，如果央行不干预，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出现大幅度贬值呢？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或者基本不可能发生的。从金融风险事前事中事后管理看，承担最后贷款人危机救助的中央银行以及作为风险处置平台的存款保险，一旦与事前事中日常监管分离，不仅危机救助和风险处置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缺乏效率，还会因日常监管者不必完全承担救助成本逆向激励其道德风险。

从制度设计原理看，主要是考虑货币政策（最后贷款人救助）与监管合一可能导致中央银行放松监管的道德风险。三是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指出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储蓄率促进经济增长。僵尸企业僵而不死、退而不出是产能持续过剩、市场难以出清、经济活力降低的直接原因（何帆，2016）。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行动指南，巴杰特（Bagehot）法则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救助的重要遵循。

进一步理顺财政部和央行之间的关系，政府债券发行应充分考虑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和作用。一是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是实现金融体系对标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金融监管是公共物品，但监管者并不会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提供。如果过度追求短期和局部稳定，必然会使僵尸企业僵而不死、过剩产能退而不出、问题金融机构无法出清，还会迫使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小风险不处理最终酿成大危机。第三，从监管层面看，财政作为国有金融资产所有者越位和缺位并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中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到以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到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二是次贷危机的风险根源不是综合经营，而是落后的碎片化监管。从监管分工看，金融监管的激励理论指出，金融监管的总体目标以某种方式分解后交由若干监管者承担，这是监管专业化和监管范围经济之间平衡的结果。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坚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市场出清实现结构调整。税收优惠导致政府债券对其他债券形成挤出，推高了信用债定价，相关税收政策限制了国债交易和流动性，使国债收益率难以成为市场定价的基准。

地方政府破产机制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分级财政体制的国家广泛建立了地方政府破产机制。而我国的实践中，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财政在三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历史欠账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资金缺口仍然较大，倒逼货币政策不得不承担部分结构调整的职能，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总体效果。

可在中央基本要求和原则框架内，由省级地方政府负责个人账户制度设计，包括转移规则。与此同时，切实落实同股同权原则，解决好支持非公有制成分、鼓励民营、外商投资的关系，提高企业重大经营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保护中小股东参与公司决策和利益分配的权利。

近年来，普惠金融领域一些改革实践改革方案设计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突出，多重目标存在冲突、模糊重点，行政性抑制性措施导致监管套利，改革执行效果与初衷南辕北辙。第二，综合经营本身不会放大风险，监管的不适应才是风险之源。同一个居民在多地就业后退休，其统筹账户养老金待遇实行各省分段缴费、分段计算待遇、集中发放养老金，既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跨地区就业的灵活性，又能提高人们参加社保体系的积极性，扩大社保覆盖面，完善社会安全网。贝尔斯通、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实际从事商业银行业务极少，风险仍源于其证券主业。如果不参与事前事中监管，且监管信息无法有效共享，中央银行很难清楚掌握银行的资产状况，因而难以做出准确的救助决定，降低救助的效率。发达的金融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鲜明特征。

应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我国重点领域存在的灰犀牛问题，充分发挥金融治理的作用，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全要素生产率和竞争力提升。其次，社保基金持股国有企业并行使出资人职责，可探索以基金所有代表全民所有的新型公有制形式，改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

一是存款保险可实施基于风险的差别费率，对风险较低的投保机构适用较低的费率，反之适用较高的费率，促进公平竞争，构建正向激励。随着土地市场化，进一步改革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实现土地供给市场化。

中小股东缺乏话语权，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同股同权语境下，小股东权益无法得到贯彻落实，使得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作用下降，经营管理和决策也并非完全的市场行为。最后贷款人流动性救助职能赋予了中央银行作为危机救助最后防线的重要地位。

应该抓紧制定出台大幅放宽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领域市场准入的方案和政策措施，制定出台支持民间资本发展养老、健康、家政、教育培训、文化教育等服务的具体办法。德国银行以资本金的一定比例为限持股企业，在企业监事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而施加对企业的影响。财政政策应更侧重于经济结构调整，发挥对定向调控的支持作用，服务于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然而也有观点视综合经营为洪水猛兽，主张通过严刑峻法回到分业经营，这是没有与时俱进的错误认识。

刺激政策对国有企业投资扩张作用强，对民间投资更多是挤出而非挤入，由此形成投资回报率和投资增速明显错配的格局，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要主动限制财政及其他广义政府经济活动，为市场的培养和发展拓展空间，使社会融资更多地流向企业和个人，把投资机会和风险让渡给市场，使市场参与主体在分散决策、试错与创新中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生育政策放松对新增人口的利好作用并不显著，而随着收入水平提升，生育意愿和总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往往不可逆转。英国1986年出台《金融服务法》，大幅减少金融管制，鼓励金融综合经营。

既要有顶层设计，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又要鼓励基层试点，地方制度适度竞争，优化趋同，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汇率具有充分弹性，有效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和货币政策自主性。

一是中央银行货币调控离不开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徐忠，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 来源：《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参照国际经验，继续实行地方统筹，并提高养老金的可携带性是更优的改革方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台了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复苏。

从服务实体经济出发，金融工作必须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对银行持股企业的限制可基于审慎监管的考虑，银行持股比例与资本金挂钩，比如德国要求银行持有单一企业股份不能超过银行资本的15%。

货币政策侧重于短期总需求调节，以保持价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问责机制就是要基于监管失误对监管者施加惩戒，强化其监管激励。

一些企业债转股之后，股东与银行约定持股一定期限后对股权进行回购，并附加较高的收益率。从政策实践看，重视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重视M2、社会融资规模等金融服务的规模指标，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测度，并就这些指标设定年度目标。